上骗中央下骗地方三回入狱他出狱能否“东山再起”

  1997年9月，一位在看杂志的中年读者翻到一篇题为《大陆首骗牟其中》的文章，忍不住抬头感叹了一句：“原来这人当年这么风光？”那一刻，他大概想不到，纸面上的风云人物，背后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：从四川小城走出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狂飙突进，又三次入狱；被骂“首骗”，也曾被捧为“传奇商人”。

  时间往回拨半个世纪，1940年，牟其中出生在四川万县（今重庆万州）一个做小生意的家庭。家里虽谈不上大富大贵，却比普通农户宽裕些。小孩天天看着大人算账、盘货，说话做事都带点算计味道，日后动了“经商脑筋”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学校老师评价这个学生，脑子灵，嘴更灵，只是有点爱夸夸其谈，话说得多，事落得少。

  1959年，牟其中参加高考，志愿里填的是新闻专业，心气很高，想做一名“敢说真话”的记者。然而，那一年他落榜了。家里没条件让他长时间“复读熬岁月”，现实的压力很快压下来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进入万县一家玻璃厂，当了锅炉工，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儿，听上去和“新闻理想”就没有交集。

  有意思的是，这段看似普通的工人岁月里，他仍旧不肯放下书本。马列著作翻，毛选翻，法律条文也翻，甚至会在休息时和工友聊政策、聊国际形势。对他来说，锅炉房的烟尘之上，似乎还悬着一块“精神黑板”。这种“爱想、爱说”的性格，为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

  到了1970年代初，社会环境复杂、观念激烈碰撞。1974年春天，牟其中与青年刘忠志合作写了一篇长文，题目叫《中国向何处去》。两人写得严肃，又写得激烈，自认为是在替国家前途担忧。写完不算，还到处张贴、宣讲。这个举动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绝非小事，很快就被当成“问题”处理，两人先后被关押。

  这一关，就是好几年。直到1979年12月，随时代气氛的变化，对很多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开始推进，牟其中被释放。他走出看守所时，已经近四十岁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个年纪再谈什么“改变命运”，多少有点迟。但在改革开放的前夜，许多命运轨迹正在被重写，不少人也就是从这个年纪开始“再来一遍”。

  1982年，政策逐步放宽，个体经济开始显露生机。牟其中和人合开了“万县市中德商店”。名字里带个“中德”，颇有点“国际范”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胆尝试新路子的小商店。他搞得最出名的一招，是推出“包换卡”制度——顾客买回去不满意，可以凭卡退换。当时的多数个体户，还停留在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概不退换”的老办法。

  这种做法，放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，类似现在的“七天无理由退货”；可在八十年代初，已经很新鲜了。很多顾客就是冲着这份“放心”，开始认同这家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还承接代购、代销、代托运等业务，把原本单一的买卖，扩展成服务性的经营，这在小县城里算是很有点“商业头脑”。

  真正赚到“大钱”的，是价格差上的文章。那几年，计划体制和市场因素交织，各地物价出现非常明显差异。有些紧俏商品在一地被定成低价，在另一地却被当成稀罕物。牟其中看准这个机会，开始“倒腾货物”。1983年，他从重庆以规定的低价拿到一批铜制钟，运到上海后，以远高于原价的价格卖给商店，差价利润可观。

  从经济学角度看，这是利用地区间信息和价格差进行流通，再正常不过。但在当时，“投机倒把”这个帽子仍然非常沉重。牟其中的生意做大了，引起有关部门注意。随着对其经营方式的调查推进，他最终被认定为“投机倒把”，第二次走进了监狱。1984年，他再度获释。

  两进两出，使很多人会选择“安分守己”。牟其中的选择却恰好相反。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活力跃升，股份制企业、乡镇企业、合资公司纷纷冒头，市场意识快速觉醒。在这种背景下，1988年，“南德经济发展集团公司”诞生了。牟其中摇身一变，从县城小商店老板，成了头顶“集团董事长”头衔的大企业家。

  南德的经营事物的规模广泛，从贸易到投资，遍布多地。媒体的报道渐渐增多，“牟其中”这一个名字在商界频繁出现。有人把他看成改革开放初期“弄潮儿”的一员，也有人隐隐觉得他“太敢冒险”。这种两极化评价，从很早就伴随着他。

  1989年前后，国际形势出现剧烈变化。苏联经济陷入困局，生活用品严重短缺，商店货架时常空空如也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一轮过热、紧缩之后，部分轻工业品出现滞销。一边缺货，一边积压，这种结构性落差，在有些人看来，是风险；在牟其中眼里，则是商机。

  不久之后，他启动了一笔颇为“惊世骇俗”的生意：用我国大量轻工产品换取苏联的图-154型飞机。据公开资料，这一次，用上千车皮的轻工、食品等物资，换回了4架苏制客机。对普通人来说，“用罐头、纺织品换飞机”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，但在当时特定的外贸结构下，却又并非完全做不到。

  这笔交易一度让牟其中名声大噪。有人赞叹他的胆魄，认为这是民营企业家参与国际大宗物资交换的“创举”；也有人质疑其中的成本核算和风险控制。无论赞骂，这个案例都客观上把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。

  到了1990年代初，南德集团的动作慢慢的变大。牟其中时常对外放话，口气极为惊人。他说要在俄罗斯发射卫星，要策划大规模移民三峡地区人口到美国，又谈到要通过工程手段“炸开喜马拉雅山”实现“南水北调”，还宣称要在满洲里投资一百亿元，在陕北投入五十亿元。数字一个比一个庞大，设想一个比一个超前。

  听惯了这种观点的人，有的拍手叫好，觉得这是民间资本家的“宏大构想”；有的心里犯嘀咕：这些项目到底有没有严肃的可行性研究？能做到哪一步？还是说，仅仅停留在口头宣传的层面？这种疑问日积月累，为后来舆论态度的逆转埋下了隐性原因。

  进入1995年，真正让他身陷囹圄的，并不是那些“惊人计划”，而是冷冰冰的金融法律问题。据武汉检方指控，从1995年8月至1996年8月，牟其中通过湖北省轻工产品进出口总公司，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“骗开信用证”共33份，涉及金额7500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6.2亿元。

  很多读者对于“骗开信用证”的概念并不熟悉。可以简单想象一幕对话：“我要从国外进口一批货，合同在这里，帮我开个信用证，等货到了，凭单据付钱。”在正常贸易中，信用证就是银行出面担保的一种支付承诺。买方先不付钱，由银行替他“背书”。货物运到，卖方凭真实有效的发票、提单等单据向银行收款，银行再找买方结算。

  牟其中自己不方便直接向银行申请，于是找到有外贸资质的湖北轻工，承诺给对方好处费，让其出面向银行申请信用证。问题就在于，提交给银行的合同，是由牟其中一方虚构的；所谓的“海外卖家”，也是他控制的公司。真实货物并不存在，真正存在的，是一整套被精心伪造出来的单据体系。

  银行在当时面临的业务量巨大，出于对老牌外贸企业的信任，加之审核流程有漏洞，没有对货物实况进行严格核查，以为是一笔正常的进口业务，于是按程序开出了信用证。条款写得明明白白：“凭真实有效的提单和发票，支付7500万美元。”等到“单据齐全”交上来，银行便依约付款。资金就这样，从本应付给“国外卖家”的账户，流入了牟其中控制的体系。

  1996年，有关部门接到举报，指向牟其中涉及严重经济问题。社会上关于“中国首富其实是中国首骗”的说法开始流传。1997年9月，一家杂志刊发《大陆首骗牟其中》，措辞尖锐，将他描绘成“上骗中央，下骗地方”的人物。这篇文章掀起巨浪，引起了广大读者和监管部门的强烈关注。

  随着调查推进，案件事实逐步清晰。牟其中被拘押、起诉。2000年5月，法院以经济犯罪为由，判处其无期徒刑。后来，经过减刑，其刑期被改为18年。这一判决宣告了南德昔日光环的破灭，也让“大陆首骗”这个标签牢牢贴在他身上。必须得说，在那个民营经济刚刚成长、金融监督管理经验不足的年代，这起案件具有鲜明的警示意味。

  回顾牟其中的一生，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个反复的节奏：创业、扩张、越线年代的政治性案件带来了第一次牢狱之灾，1980年代的“投机倒把”是第二次，1990年代涉及信用证诈骗则是第三次，而且也是最重的一次。每一段经历背后，都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心理。

  第三次入狱后，他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断。大量报道提到，他在狱中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看书和写作上。政论、经济分析、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构想，他写了很多，字数难以统计。有记者后来转述，牟其中在里边几乎从未放弃“思考外部世界”。对于一个已经被宣判重刑的人来说，这种状态显得有一点“执拗”。

  除了阅读和写作，他在狱中还坚持锻炼。每天早晨，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圈；午休后，再在楼梯间上下往返，反复爬楼。这样简单重复的动作，一做就是多年。一名管教人员据说曾评价他：自视甚高，但日常表现守规矩，无显著违纪行为。从某种角度看，他在高墙之内维持着一种近乎“自律”的姿态，这与外界想象中的“商界枭雄”形象，形成了一种奇特对比。

  2016年，牟其中获准假释，结束了漫长的牢狱生活。那一年，他已经76岁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这个年龄早已是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的阶段，而他面对的，却是一个早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。互联网经济席卷传统行业，房地产业态、金融工具、商业结构，与他当年所熟悉的世界判若云泥。

  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媒体披露，他在狱中通过种种渠道，持续关注外面发生的重大事件，新技术、新政策、新产业布局，多少都有所耳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有人判断，他出狱后不会完全“跟不上时代”。这种判断有没有道理，见仁见智，但至少能够准确的看出，他从未认输。

  出狱不久，他写下一联：“人生既可超百载，何妨一狂再少年。”对熟悉他经历的人来说，这几句话并不意外。历经三回入狱，仍然渴望“再狂一回”，这种心态，既让人感到他的韧性，也让人隐隐担忧：倘若再次涉足商场，会否重蹈覆辙？

  讨论牟其中能否“东山再起”，离不开一个关键背景——年龄和时代。按出生年份计算，他在2024年前后已经84岁。这一个年龄段的创业者并非绝对不存在，例如褚时健就是被频频提起的例子。褚时健1928年生人，1999年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，2002年保外就医，随后在云南玉溪承包荒山，种植橙子，逐步打造出颇具影响力的“褚橙”品牌。

  褚时健重返市场时，已经年过七十。他选择的是农业领域，项目周期长，却相对可控；同时，他在卷烟企业时期积累的管理能力和对品质的要求，也能在新行业里发挥作用。再加上家人陪伴、团队配合，这条“再出发”的路，走得艰难，却算稳健。

  与之相比，牟其中的处境有显著差别。一是声誉包袱沉重。“大陆首骗”这个称呼，在不少人记忆中根深蒂固；二是曾经涉案的金融问题属于高风险领域，监管层的警惕度很高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曾因严重金融犯罪被判刑的人，如果再大规模介入类似领域，合作方、金融机构乃至监管部门，都会极度谨慎。

  此外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实：南德集团早年积累的资产和网络，即便部分尚有残留，也很难照搬到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中。企业品牌早已“带上案底”，旧模式也被时代淘汰。所谓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，多少带有一点旁观者的浪漫化想象。真正把账摊开来看，资产负债、法律纠纷、历史遗留问题，都会格外棘手。

  出狱后，牟其中曾表达过继续创业的愿望，也曾在一些场合谈论宏大设想。这种表达，对于习惯于“布局大棋局”的人而言，是一种惯性。他曾经主导过跨国大宗交易，提出过动辄上亿的资本预算，自然不太愿意把自己定位成“种几亩地、开个小店”的普通商人。

  然而，时代不同了。1990年代的制度缝隙，已经在一轮又一轮监管完善中被逐步弥合。金融机构的风控，远比当年严格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，也更重视合规性和长期稳定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牟其中过去赖以施展的“空间”，明显收窄。

  试想一下，如果在公开场合，他再次提出类似“卫星计划”“喜马拉雅工程”这样夸张的设想，听众的反应，多半已经从当年的“惊叹”变成“质疑甚至调侃”。信息传播环境变了，社会化媒体让舆论反馈更快也更尖锐。任何夸大其词，都可能迅速被放大、拆解，受到严苛审视。

  当然，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。对于一个经历过三次入狱的人来说，只要遵守法律边界，从事一些不那么高风险的小规模投资，未必没有可能。比如参与咨询、出书、做一些经验分享，或者以顾问身份参与项目，而不是亲自站在台前。这些路径，从法律和现实层面，都明显安全得多。

  不过，牟其中过去的轨迹，几乎从未停留在“低调谨慎”的路线上。每一次出现，都带着强烈张扬的色彩。不少观察者据此判断，他再度“东山再起”的愿望，即便口头上存在，真正落到地面，也很可能与往日有巨大落差。

  再看个人状态。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即便身体尚可，精力、反应速度、对新技术的理解能力，都不可能和中青年时期相提并论。商业环境节奏慢慢的变快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平台经济层出不穷，旧经验未必能完全对接新局面。单凭一腔“狂气”，很难在这样复杂的市场中走得长远。

  比较牟其中和褚时健，两人的共同点在于：都曾身陷囹圄，都在高龄阶段仍然想要再做一番事情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曾经的资本运作方式复杂多变，涉案性质严重，舆论评价两极分化；后者则在专业管理能力和产品的质量控制方面积累深厚，出狱后选择的方向，也与此前经验相对衔接。

  从已公开的信息来看，牟其中假释后，虽有活动迹象，但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“复出”。这既与客观环境有关，也与他肩上的历史负担有关。舆论的好奇心很强，围绕“他还能不能再来一次奇迹”的讨论不时出现，但这种讨论更多停留在茶余饭后的话题层面，而不是现实长期资金市场的严肃议题。

  如果把他的一生看作一条曲线，能够正常的看到几个清晰节点：1940年代的川东小镇童年，1970年代因政论文字入狱，1980年代“投机倒把”再度锒铛入狱，1988年创立南德，1989年与苏联做交换生意，1990年代通过信用证操作卷入重大经济案件，2000年被判无期，2016年获假释。每一个节点都紧紧拴在那个时代的制度与氛围之上，不是一句“个人传奇”就能概括。

  他曾经用极端冒险的方式攀上权力与资本的边缘，也因越过法律底线付出了沉重代价。三回入狱，让“东山再起”不再只是自身能力的问题，而是法律信用、社会信任、时代条件多重作用的结果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他即便仍有不甘，真正能做到的，也只能在有限空间内求一份平稳。

  牟其中的故事，到如今已告一段落。他年事已高，外界对他的关注渐渐淡去。关于是否还能“再狂一回”的疑问，更多停留在历史话题的层面。当年那句“上骗中央，下骗地方”的评价，伴随种种争议，已被刻进不少人的记忆。对后来的旁观者来说，这段经历更像一面复杂的镜子，映照出特定时代里，个人野心、制度缝隙与法律红线之间的微妙关系。